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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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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张宏杰,非汉族,一九七二年出生于辽宁。著有《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博客文章,请勿转载。转载稿酬标准一字一元。请联系我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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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杀人考(4)  

2006-02-17 20:35:37|  分类: 书虫拉的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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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问题,是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阿喀琉斯之踵。

        无庸讳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们大都在无“余粟”、“余力”、“余智”的条件下长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因此,大部分农民领袖都习惯于浅层思维,缺乏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千百次农民起义里,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个人最终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结局不过四种: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无闻地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这是绝大多数起义首领的结局,比如明末起义那百数十名外号各异的首领。二是虽一时据地称王,掀翻了旧王朝,而战斗成果终于被贵族们夺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绿林首义,豪杰纷起,结果却是把宗室刘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岗寨程咬金们虽一时做了皇帝,最终还是被谙于统治术的前贵族唐王李氏收服。三是距一统天下只差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于酒色,最终亡国,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四则是只会攻城掠地,四处流动,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黄巢。

    张献忠也遇到了黄巢的问题:“策略缺乏”。

    建国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

    没有红军式的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做“流贼”,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所以,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个是警察管制,一个暴力镇压,一个是特务统治。

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象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在他控制的地区严厉实行保甲制度。如在广元,“城中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遗漏一名。”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

   首都成都的四城门,不许擅自出入。凡城里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左右邻居是谁,由某人担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再不回,则取这家人口,不拘老幼,尽行斩杀。城外入城办事者,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出城时,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则立刻斩首。

    与此同时,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装成老百姓,游串大街小巷,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发现在“讪讽新朝”的言论,立刻绑走治罪。以至“虽至亲遇于道,不敢相问慰,遥望即各低头去”(蜀警录)。一天夜里,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女人说他:“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

    第二天,这个男子就被捕了。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掀髯大笑,说:“这是说我(张)家长,李自成家短。没事,是良民,放了吧!”

我不得不说,与地主阶级斗争十分坚决的革命者张献忠,他统治劳动人民手段的野蛮下作实在大大过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甚至最野蛮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样,暴力对张献忠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张献忠有时策略性地拒绝理性,因为他深知对非理性的恐惧深植于人性之中。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积穑,地生之利,未间屯种”。 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建国,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烧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正如文革结束不久一本颂扬张献忠英雄事迹的传记中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在四川的两年多时期中……据我所见到的材料,张献忠没有采取过一项直接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摆在面抓粮食何在?过去流动作战,靠在各地‘打粮’,如今一住两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很快吃光,几十万军队不能空着肚子,这就必然要从广大农民身上取得粮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农民战争的书说得更清楚一些:“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成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土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作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许多大人物一再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老实厚道的农民们什么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饿死。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在这样的统治之下,“最好的老百姓”们不拥护这个“自己的政权”也是有情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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