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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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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张宏杰,非汉族,一九七二年出生于辽宁。著有《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博客文章,请勿转载。转载稿酬标准一字一元。请联系我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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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怎样通过“群众运动”来反官僚  

2006-12-18 15:39:07|  分类: 书虫拉的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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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既然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元朝时的“精神污染”,朱元璋认为归根结底的办法是思想教育。虽然“难化”,他终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错误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风细雨式的“化民成俗”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的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

他下定决心,这次活动一定要搞深搞透,触及官民灵魂深处,使他们“鉴此非为,格心从化”,以此来消灭腐败和犯罪的土壤。

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简要捷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啰里啰嗦老生常谈的说教。由于是朱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

在《大诰武臣》中,他讲了自己如何以奇特的方式处置一名违法的武官:

有一个受了冤曲的人,进京控告指挥李源。平阳的梅镇抚,受李源的委托,在半路上拦住这个人,不让他去告。事发,我判把这个梅镇抚阉割了,发与李源家为奴。

他在《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里得意洋洋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以些警戒天下百姓安分守法,不得违抗他的圣旨:

皂隶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二百余家知情,有的人家并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投,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他在另一章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以此警戒官员们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为:

临刑赴法,才方神魂仓皇,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

  象文化时称毛著为“宝书”一样,朱元璋称这本书是臣民之“至宝”。文化大革命时,毛语录人手一册,殊不知这不过是步了朱元璋的后尘。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朱元璋下令说:这本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十九年,又重申:"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行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终洪武年间,《大浩》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成为文革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

   “文化”时,各地要求利用一切时间学毛著,"烧火时念一念,走在路上背一背,做生活时想一想,晚上睡觉前夫妻俩帮一帮。"不知道这种学习方式是不是受了朱元璋的启发。朱元璋也曾命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明太祖实录》)",大明王朝初年,曾经一度出现过亿万人民学《大诰》的壮观景象,从朝廷高官到偏僻的乡野,人手一册《大诰》,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念念有辞。

   文化时学毛著要摆在一切工作首位,全国层层开所谓讲用会。孩子老人,都能背出老三篇中的若干内容。而朱元璋亦规定,"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文化时在路口设检查站,不会背语录不许去赶集。朱元璋则声明,他的臣民不会《大诰》则罪加一等。颁行《大诰武臣》时,他严令:"各官家都与一本",并要求"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并称:"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男儿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不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治以罪。"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害我良民。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自我登基如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在《大诰》另一章里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我高居九重之上,难以清晰地观察帝国政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民众们不亲自动员起来揭露奸顽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

一开始,皇帝付与百姓的是监督权。

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诰初编》中这样号召百姓们:

从省级官员到府州县级官员,如果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括百姓财钱的,准许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来上告,有凭有据,惩办罪犯,更换好官,抚育人民。同时,从省级到县级的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者,准许境内百姓来京汇报,我给他们奖励。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大诰初编·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今后各级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这些廉能官吏被坏人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我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如果以后有吏员们打官司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初编·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

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

另一章中又规定:

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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