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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的博客

盛世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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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张宏杰,非汉族,一九七二年出生于辽宁。著有《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博客文章,请勿转载。转载稿酬标准一字一元。请联系我的邮箱。

乾隆时代的腐败多是窝案和串案  

2009-06-23 20:39: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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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暴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素质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败亡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而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潜规则,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延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王延赞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亶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钱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帐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这样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人捐了监生,收银15094750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亶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史以下县令以上官员113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这些读四书五经出身的朝廷命官,无一例外廉耻丧尽。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争先恐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又也大抵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第三是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烂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亶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亶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纷纷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个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样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皇帝才恍然大悟。腐败到首席军机大臣也就是总理级别,这个国家水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严格按大清律查处,甘肃全省处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56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秋,皇帝降旨: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等56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在所谓盛世之中,发生如此巨案,已经丢尽了朝廷的脸了,没想到此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加不堪的笑话。

处理完王亶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闷、气愤难平,另一方面心里也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原来,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寿之时,王亶望曾经向皇帝进贡了一份厚礼,几乎件件精美绝伦,其中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极佳,造型别致,皇帝喜欢不已。只不过,皇帝收受礼品,有进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后,皇帝才忍痛割爱,将这两样东西退还给了王氏。退回之后,皇帝却有些后悔,这两样东西的样子日日浮现在眼前,让他牵挂不已。

这回好了,起码通过抄家,这两样东西又可以进宫了。而且以王亶望之贪婪,家中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奇珍异宝。

抄家的结果汇报上来,王氏原籍山西阳曲、临汾二县共查出房屋75所,铺面房33间。地l095亩,当铺1座.共估值银九万八干五百四十八两五钱。此外还有金器三百九十八两八钱,珍珠五千余颗,玉器43件,铜器17件,瓷器25件。

浙江任所的好东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闽浙总督陈辉祖细细查抄,报上来的结果是抄出银90851两,金叶、金器、金锭、金条共4784两,金珠宝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将这五百六十五箱金银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务府。

一个月之后,数十辆大车抵达京城,几百个箱子在皇宫内堆如山积。皇帝按纳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悦,亲自开箱验看。然而,一个又一个箱子打开,却始终没有发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宝,也大多是设计老套,作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呈上,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皇帝大惊失色。原来,抄家册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宝根本没有运进京里,而上面没有的东西,在皇帝面前却多出了八十九样。

很显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宝调了包了!

这简单是有史以来没听说过的奇闻!谁人这么胆大,敢当面偷骗皇帝的宝物?

气急败坏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两名大臣阿桂和福长安,放下手头的河工重务,星夜兼程赶往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查办此事,严令他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皇帝推测,大抵是经手的小吏甚至仆从们无知者无畏,一时利欲熏心,做了这惊天大事。

查出来的结果又让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王亶望所搜罗的宝物令陈辉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贪赃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胆子越来越大,调欺骗皇上这样的大罪也视如平常。调包时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以致不幸败露。

陈辉祖当然难逃一死。不过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一个急赤白脸,一个形同鼠窃,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一个镜头。

   此文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之节选(未删节版)。新浪读书连载请见: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9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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